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全部或部分产权、直接参与经营管理为特征，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的资本对外输出。通俗地说，就是拿中国的钱去国外建厂或收购现成的企业。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满打满算35年。1970年代末从零起步，至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超过600亿美元，2012年当年更是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五。但亮丽的数据背后还有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交了巨额学费。而且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收益水平至今没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事实上，在对外投资方面，中国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向西方学习。上一次，是在走出去头些年。第一次与国际同行同台，竞争对手是那些在国际投资领域拥有两三百年历史的老店。几乎是在一瞬间，中国企业就认识到自己在与商业投资有关的软硬件上的全方位落后。

 

        幸好，当时的中国还有国际大势可借。于西方而言，中国是制衡苏联野心的“友好的非盟国”；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它们和中国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和中国有着或“同志”或“兄弟”的友谊，中国很容易就替代了有殖民主义污点的西方国家。

 

        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跻身世界五百强，亿万富翁的统计名单中出现越来越多中国人姓名拼写，许多中国人、中国企业自认为已经领悟了市场、竞争的精髓，曾经的迫切，也就不再那么迫切。

 

        新的迫切性，源于中国基于自己的经验一向觉得不会出问题的一端。

 

        看一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美国遥遥领先，欧洲十分重要，亚非拉长期保持不错的份额。而这一次的迫切性就出现在亚非拉。为什么有了向西方成熟企业学习的新迫切性？最重要因素，不是政府，而是这些国家的反对党、工会、行会、非政府组织、叛乱武装，甚至还有村社以及小生产者、小商贩。他们反对中国投资的理由，和民族大义、国家友好无涉，常常与生存需要、工作机会，工人薪资、工作条件、福利水平及中国资方对待工人的态度直接相关，较为常见的议题，还有生态、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等等。

 

        偏偏中国对亚非拉的投资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对于参与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和商人来说，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无论国企还是民企，习惯上遵循的路径是，在国家友好的政治前提下，首先确保投资对象国相关政府机构的合作。几乎所有问题一旦纳入中外友好的范畴，往往就波澜不惊。这是中国资本在这些国家得到的主要经验。于是，中国企业、商人习惯了“政治庇护”下的经济交往，这也让他们越来越重视政府公关。

 

        于是，当新情况出现——在伊拉克、利比亚、苏丹……，是战乱之中反对派武装、平民的哄抢，以及民众怀疑的目光；在肯尼亚、赞比亚……，是政治角逐中各政治派别不时泼来的污水；在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是极端势力武装组织的敌视——与当地政府曾经的密切关系，反而成为中国资本最无法规避的原罪。

 

        更糟糕的是，中国资本至今没有学会如何与受投资影响的社会底层相处。中国资本习惯了在政府保驾护航下的顺风顺水，他们不习惯于听到抗议，不习惯耐心地倾听、面对面交流，不习惯设身处地为受到项目影响的底层民众着想，牺牲某些眼前利益以换取长远利益。而这些，恰恰是西方资本自殖民时代开始，积两百年经验所得：企业必须有超脱政治权力之处，那就是企业的品格。不能设想，没有品格的企业会永远得到当地人的支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到了树立品格的阶段，而履行社会责任构成了企业核心竞争力。2013年，中国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布《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试图用国内文件的形式对中国资本提出社会责任方面的约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